重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一文

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是“更重要的误会”
瞿秋白在“我与马克思主义”章节中坦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份：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份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
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
“……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甚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瞿秋白称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剧”。他在最后的“告别”中写道：“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