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多余人”形象

【本文是1998年我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发表于《湘潭大学学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本科生学术论文而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恐怕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
“多余人”一词源自19世纪俄罗斯文坛，是对当时一种文学典型的命名。他们属于贵族知识分子，但既不满足于自己的上流社会，又不能跳出这种生活的小圈子与人民结合，所以在他人看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多余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多数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素受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和农奴制下深感窒息。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
“多余人”形象的几个主要典型是：(1)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同名小说主人公）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多余人”，他厌恶首都彼得堡的世俗社交生活，来到了气息清新的乡村。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又在决斗中枪杀了自己的挚友连理斯基。待他像拜伦一样从各地漫游归来，在彼得堡再次同达吉雅娜邂逅相逢，反过来向达吉雅娜求爱时，此时，已成为社交界贵妇人的对方却拒绝了他。奥涅金既愤世嫉俗，同时又远离人民，空虚无为。(2)别尔托夫（赫尔岑小说《谁之罪》主人公）本来有着“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抱负”，“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着心扉”，但一旦进入社会，就处处碰壁，而被迫成为“多余”的人。(3)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