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爱珍的梁山路——中国人生存形态解析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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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殚精竭虑研究《红楼梦》，对《水浒传》却敬而远之，在我看来，无论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水准，后者并不亚于前者，某些部分——例如通过“逼”字对几位主要英雄走上反叛之路的描写，真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道，古今中外文学史鲜见与之比肩者。接着看到好几个著名作家也放弃文学创作，研究起“晴雯之死”之类，在中央电视台口若悬河，成了准红学家，也就隐隐的看出些端倪：士大夫可以把《红楼梦》作为一件回避现实的玩儿物来把玩（现在他们已经把它玩儿得很光润了），《水浒传》则不可以，凡有触及，你无法回避那里涌动着的血脉真情，而血脉真情恰恰是需要人们甘于做奴隶的年代最为忌讳和恐惧的东西，当然是不触动为好。
不触动不等于不存在，固然可以认为中国人在专制和封闭的环境中浸淫得太久了，形成了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民族性，但是性格刚烈嫉恶如仇的人仍然层出不穷，林昭是也，张志新是也，胡文海是也，王斌余是也，邓玉娇是也，杨佳是也。我今天说到的蒋爱珍也可以归为此列，然而蒋爱珍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性格刚烈嫉恶如仇的人，她就像小动物一样柔弱得不能再柔弱、善良得不能再善良，就是这样一个只求安安静静地活着的人，怎么就会被几个腌臜之人逼迫到拿起长枪连杀三人的程度呢？这里边有哪些耐人寻味的东西呢？
我在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初想到的只是人之善恶，即蒋爱珍恰巧遇到了几个很坏的人，但我对这种解释并不满意，后来我才想到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政治文化问题，是畸形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特殊的生存状态，致使某些群类心理卑劣阴暗人格变态扭曲，社会丧失了对善进行遮护的机能，最终导致这一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