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爱珍的梁山路——中国人生存形态解析之三

这么说，难道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脱水标本？
不是。
我们做逆向思考：请想象蒋爱珍事件不是发生在距今32年前的1978年，而是发生在1978年前的32年前，也就是1936年，那时候有“组织”、“检查”、“男女关系”、“说清楚会”、“批判会”之类的语汇吗？那时候的行政力量能如此野蛮残暴地干预个人生活吗？那时候李佩华、谢世平之类的小人能在行政权力遮护下如此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吗？回答必定为：不能。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在1936年以后32年的某个时间节点上，一定是添加了某种原来不曾有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决定了什么事件发生和什么事件不能发生。
这个时间节点就是1949年。
我一向持一种见解：当我们观察历史事件的时候，一定要挖掘出隐藏在历史事件和人类行为后面的动力源，才能够真正弄清历史。我们都知道1949 年发生了什么，正是这件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形态，人性在这个过程被打得七零八落，从革命的阴沟里冒出来一些可以被称之为动物品性的人，这些人冠冕堂皇地成了人民的主人……我们有理由认为蒋爱珍事件是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的产物，它表露出了中国当代史中最为隐秘的部分——当民间社会被政府权力取消以后，每一个公民都直接面对着冷冰冰的国家机器，当这架装备精良的机器想要毁灭人时，人既无力阻挡又无力反抗。
具体到蒋爱珍案件，所有致使事件发生的因素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逼”字，就像《水浒传》中高俅、童贯、蔡京、杨戬之流把原本并不想背叛朝廷的下层官吏逼上梁山一样，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