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爱珍的梁山路——中国人生存形态解析之三

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失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畸形，在当时官方的说法是“派性严重”，即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分属于群众组织的不同派别，人和人之间很隔阂，有的甚至结着仇怨。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生活形态，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概括说：“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诞生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的出现，相反地，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衰亡也总是伴随着某种类型的人的消逝。”（［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我们必须注意到人类群体所发生的这种变化。
中国连续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整个民族群体的非人化，传统意义上的世界被打碎了，消失了，个体成为了冰冷的社会机器上的零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机械的和非人际的关系，人几乎全部丧失了自我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出现大面积的人性扭曲、良心泯灭和道德畸变，出现一些看风使舵、口蜜腹剑、吮痈舐痔、阴鸷狡诈、诛锄异己、狐群狗党、为虎作伥之人，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结果，我们在边陲一个很小的人类群体中，发现了两个新的类型化的人，一个叫李佩华，团场医院助理医生；一个叫谢世平，团场医院的药剂师。从身份看，这两个人都是144团医院的普通医生。普通医生的身份无法说明问题，共产党员的身份就不同了，因为这通常意味着这种身份的持有者具有在更高层面进行人生博弈的条件，可以做医生做不了的事——李佩华和谢世平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却都不是党的领导干部。虽然不能说所有党员都在觊觎党的领导干部手里的权力，但是具体到李佩华和谢世平，我们却完全可以断定，此二人很为自己没有掌握权力而苦恼，简直到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程度，他们对144团党支部副书记的张国政很烦很不感冒很看不惯眼——这就是我们通常在观察人与人关系时所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