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纳粹毒气室的人们怎样死去——极权下普通人的生存

我们要说说遗书的保存，把遗书保存下来的两个人：徐基汉
老师和葛自牧同学。
当时，雷校长把这封遗书压在床席之下，委托给原居此室的徐基汉
老师——因躲避武斗，此前徐
老师回了广东。学校要求徐
老师回校搞运动，他回后发现遗书，并将此事告诉与他私交很好的学生葛自牧。
两人当即意识到这封遗书的意义。怎么办呢，交给组织？当时铁一中的掌权者也就是迫害雷校长的势力，交给他们遗书必将被销毁，将来落个死无对证。交给校长的家属呢，他的妻子杨
老师是学校的中层干部，当时也正遭受残酷批斗，交给她，她也只能把它交上去，交给当时的掌权者，那么结果和前者是一样的。于是两人决定，暂时不交，留在手中。
在当时，这要冒很大风险。徐
老师是归侨，当时叫做“有海外关系”，政治上是不被信任的。文革前他就从不介入政治，以一种超然的生活态度自保。而葛自牧同学的父亲，当时被打成“发动技术权威”，“复兴社特务”，动辄被游街示众，他背着“出身不好”的原罪，自己又“站错了队”。当时的大环境是批斗成风，人人战战兢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成为阶级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私藏“走资派”的遗书，一旦被发现，断然难逃一劫。可这两个普通的人，这两个在当时看来不那么“革命”，政治上不那么进步的人，毅然决然地把这封遗书保存下来了。
1980年，正在读师范的葛自牧，回家探亲时看望一位老师，得知雷校长平反受阻的消息，到雷校长家把雷校长留下遗书的事告诉了杨老师。杨老师率全体子女来到徐老师家，徐老师郑重的把遗书交给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