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纳粹毒气室的人们怎样死去——极权下普通人的生存

遗书在雷校长的平反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遗书本身是反抗。保存遗书又是一种反抗。是对迫害的反抗，对暴力的反抗，对文革的反抗，对极权的反抗。这也是弱者的反抗，但同样彰显了正义的力量，人性的光辉。
雷校长，徐
老师，葛自牧同学，他们的行动在这里展示了极权的恐怖下另一种活法：反抗。这种活法，让人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看到了更多的亮色。
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多样性，存在的多样性。当时的学校已成为一所大集中营，徐、葛的做法并不普遍。恐怖已压倒一切。救助必使你受到株连，同情认定为划不清界限，人性已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到处是揭发，批斗，落井下石，反戈一击……徐
老师二位之所以能那么做，由于出身、经历、处境等，他们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浸染较少，因而保留了较多的人性，应是重要原因。
我们还是回到关于毒气室的话题吧。很幸运，我们没有被关进过纳粹的毒气室。我们只是从小到大，不断被强力灌输着这样那样宏大的红色理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当你的同情心，你的人性被一点点的剥蚀干净，你是否要思考你呼吸的气体的性质，和你应该采取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