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打死也不肯说的12个难言之隐

1967年一月革命“夺权风暴”之后，上海进入围绕夺权的造反两派武斗阶段。1967年8月4日王洪文再次以大规模武斗手段剿灭与工总司对立的“上柴联司”之后，所有“在野造反派”在“掌权造反派”的强力打击之下烟消云散，其成员大多与笔者一样，做了不问政治的“逍遥派”，上海就只剩下“掌权造反派”这惟一的一派了。既然谎称“一直被造反派批判”的余秋雨1968年在上戏编大批判杂志，他就一定隶属上戏“掌权造反派”无疑。只可惜读了大红大紫的《文的苦旅》之后，“回沪北地牧”本着朝前看及原谅余秋雨年轻无知的大慈悲，扔掉了“余大刀”主编的那几本“跨世纪”大批判杂志，使我们再难拜读货真价实的“掌权造反派”余秋雨当年的大批判雄文了。
第二个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按姚文元布置执笔写过批判斯坦尼体系文章的初稿？
余秋雨自己是坚决否认的，只承认1968年10月年仅22岁大学刚毕业的他，帮着执笔者编写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言论资料，为此还告了揭露此事的古远清一个“诽谤罪”。但最后完稿的胡锡涛证实，在由文汇报社文艺部出面找上戏行家组建的“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五人中，“最能写的”余秋雨非但“很下功夫”写过这篇以“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名义发表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第二稿（“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几年后已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第一号种子选手”从而变得“目空一切”的他还“在背后说当年批斯坦尼的文章就是他写的”。余秋雨参与汇编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动言论选编》一书，也于1968年12月内部印行。至于现在，由于此事乃是直接服务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1972年初胡锡涛推荐余秋雨进入“鲁迅传编写组”（集体笔名“石一歌”）亦肇因于此，余秋雨唯恐避之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