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褚时健到褚健：是反腐之胜，还是改革之殇？

和你是大官无关，但你总是有钱人吧?有钱人出了事儿也足够让人兴奋的。没错，褚健肯定是有钱人，数千万，也许上亿。有没有钱那是人家的事情，与我们作为公民有关的应该是，褚健这个有钱人的钱来路有没有问题。褚健是与浙江大学有复杂关系的中控系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检方查明褚健的主要犯罪事实，大部分和中控系有关，在企业间股权转让时涉嫌低价受让、侵吞等，时间集中在褚健担任副校长之前的1999年至2005年。既然中控系企业与浙江大学有复杂关系，那么你牵涉到的就可能是侵吞国有资产。在中国，官家侵吞私有财产是件事儿但大概不是什么大事;但如果私人“侵吞”了官家的财产，那就一定是大事，且是性质恶劣的很大的事。
褚健所谓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问题均发生于2003年前后，即数十位浙大教授、800余人签名为褚健取保候审作保声明中所称，“是当时响应国家号召进行产学研结合、大学教师创业初期的事情”。
言及此，就不能不说到1990年代中后期至2004年，中国企业界风云激荡的一场以国退民进为主题的产权清晰化运动。
中国第一轮的邓氏改革有三个最为关键的突破点：从产品经济嬗变为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嬗变为市场经济;从“一大二公”嬗变为公有制经济与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共生互融。产权的明晰以及对私有财产的法律化保护，是任何真正意义市场经济的试金石，反之，必是伪市场经济。这一重大命题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得以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大会报告，并载入1999年修改后的国家宪法。邓氏改革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底层突破，就是崛起了以“开放”为特质的珠三角模式、以乡镇集体企业为特质的苏南模式，和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产权彻底清晰为特质，争议最为剧烈广泛的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滋长于浙江，决定了浙江在1990年代中后期至2004年席卷全国的那场产权清晰化运动中起步最早、推进最为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