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褚时健到褚健：是反腐之胜，还是改革之殇？

整个过程从开始操作到干净利落地完成只花了15天时间。陈银儿认为自己的大胆之举是安全的，因为引发模式在宁波市并非首例。此前，相距不远的当地一家著名服装企业已经通过同样的方式完成了改制。
心存侥幸的陈银儿还是“出事”了。正因为此次改制，他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最终以挪用改制公款和行贿罪双罪并罚，1997年被判有期徒刑6年。1999年7月，曾经力主查办陈银儿的宁波市主要官员因贪污罪落马，陈银儿也随之提前获释出狱。很久以后，回想当年的产权改制往事，这个开始变得沉默的男人终于深刻理解了这样一句话：“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么死去，要么免费。”
作为产权清晰化运动最惊险的一跃，浙江乡镇集体企业私有化改制集中发生于1993年—1998年。浙江产权清晰化运动的第二波则是1996年—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具体方式有股份合作、兼并、破产、租赁、拍卖等多种形式，仅1998年，全省500多家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即以各种形式悉数退出。这一波浙江国有企业民营化中的全国性新闻事件，是中国青春宝集团创始人冯根生该不该通过改制持有价值300万元公司股份的所谓“冯根生难题”。与褚健有关的高等院校“响应国家号召进行产学研结合、大学教师创业”浪潮正是浙江产权清晰化运动的第三波，也是邓氏改革时期产权变革的尾声。
以浙江为重要发端的产权清晰化运动对中国经济乃至政治生态的走向意义极其深刻：没有产权的清晰，鲁冠球就不可能从宁围乡政府的怀里抱回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孩子，从而将万向集团推向纵横四海的巅峰;没有产权的清晰，娃哈哈很可能仍只是杭州市上城区国资局所辖的校办作坊，宗庆后绝不可能有勇气坚韧不拔地打造世界级饮料帝国，并创就了自己的中国首富地位;没有产权的清晰，民间财富力量的崛起必是一句空话，中国式市场经济亦将寸步难行，难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