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批判之五——民粹文化

用损害长远利益来满足民众的眼前的需要，是得不偿失的。
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通过美国参众两院在07
年联邦最低工资法案问题上的较量说明，“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即如“保护弱势群体”这样的问题总会赢得老百姓的拥护，从而为政治家赢得一些选票，但事实上“无数经济学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最低工资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弱势群体”，所以，“口号的简洁性不能掩盖现实的复杂性”。“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了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
民粹文化“以民为粹”其实并不理性。因为民粹未必等于民意，民意未必代表民心，民心也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有时甚至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民心有时也并不是十分可靠的东西，民心也有受迷惑的时候。希特勒在鼓动发动二次世界大战时，也使德国民众激动疯狂，民意被挑动起来。我国“大跃进”、“文革”时期也可以说是“民心所向”，但那时的民心则处于一种受蛊惑的宗教状态，也不能说是理性的。况且，对“民心”、“民意”、“民众”也应进行具体分析，是哪一些“民众”？谁能代表“民众”、“民意”？某些利益集团、小圈子、小团体并不能真正代表人民大众。因此，民粹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不理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