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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角度，老舍先生在新政权初始就积极表态参与到新社会的改造浪潮中，与他自身的性格、认识水平以及动机、抱负有关。曾与老舍先生有过共事的作家林斤澜认为老舍是“应该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的、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
在新政权建立初期，通过积极拥抱新政权来获得地位、荣誉、权力和声名虽然乏善可陈。在历史并不明朗的时候，随波逐流本身并不必然是什么大错；而在历史日渐明朗的时候，卷入其中的当事人却常常因为造化弄人，或者性格的懦弱，或者价值观的缺陷而深陷其中难以重新抉择。
因此，尽管老舍先生在新政权之初的选择表态“吃相”相当难看，但也不是他就应该承受、遭受15年后迫害和凌辱的缘由。如果这个逻辑要成立，现时代恐怕绝大多数所谓的知识人（1958年之后，本朝“知识分子”一词已经绝了，再用就是误导）如果日后遭到老舍类似的迫害也逃不脱“咎由自取”四个字。
在我看来，老舍先生的投湖自尽根本就是一件值得后人反思和唏嘘的悲剧。正如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下》中曾说过，“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老舍的自杀就是一个性格软弱，缺乏笃定的健全的价值观，有投机心理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有过人的才华，有脍炙人口的传世作品，也有在读者和文艺圈的盛名。但他热情积极地拥抱新政权的表态也没有换来权力者的持续首肯，他在文革初期的遭遇，更像是一条被弃养的“忠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