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避险规则与教师的职业责任问题—— 关于“范跑跑”事件

前面你列的材料里，那人说的是他做学生时对地震的感受。这倒是恰好说明了地震来临时，学生们是多么需要教师发挥作用。
苏少鑫 ：
为什么谭千秋老师就不是烈士？另：在灾难面前的无助，每个个体皆然——这不是我要求别人需要冒死来承担义务的理由。
我相信，所有的社会，都缺乏当“烈士”的勇气，而咱们这个国度，不同的是，从来不缺乏让别人当“烈士”的勇气。
在所谓的权利义务面前，利益攸关者究竟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在现实中，他们又有多少享受权利的能力？虽然当局从来不缺乏让他们去履行义务的能力。
在整个范跑跑事件，谁是最大赢家？当注意力被转移为教师道德谴责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忘记了，或者应该确切地说，至少公众忘记了，对学生及学生家长来说，真正让他们觉得心寒的，不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低下，不是教师没组织他们一起逃生，而是从一开始就缺乏逃生的机会。
给杨兄看看一位朋友引用来的数据：
2006年，广东省地震局局长黄剑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生同等破坏性地震时，美国的人员伤亡大体上是日本的1/10，中国的人员伤亡约是日本的10倍。
这样，为什么说在瞬间发生的大灾难面前，道德是多么不可靠——这个不可靠是针对它在保障我们脆弱生命方面而言的。
也就是说，美/日/中三国地震伤亡率的巨大差异不是三国公民的道德水平不同造成的，更不是三国的职业道德的差异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