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重读“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

所以，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杨尚昆把信交给刘少奇，由刘召集高层商谈解决方案。最好的方案自然是毛泽东不让高岗去杭州，委托刘少奇和周恩来跟他谈话，这既让毛泽东摆脱了尴尬的局面，又避免毛泽东事先表态，致使刘少奇主持四中全会，失去主动权，可进可退，都比较好。毛泽东接受这一方案，也表明他把整个事情的处理权都交给了刘少奇。
在四中全会上，调子比较高的是周恩来和陈云，其他人的语调都比较平和。尽管陈云的调子比较高，但也没有撕破脸皮，接下来却突然变成面对面的揭批，这是怎么回事？我查了所有的年谱，还有《杨尚昆日记》，都没有四中全会闭幕到座谈会召开之前，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召开座谈会的记录。座谈会是何时决定召开，有谁决定召开，都找不到文字记载。
四中全会开会方针，毛泽东除明确指示只作自我批评外，还通过杨尚昆传话，按决议精神“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但是，2月10日，刘少奇在全会闭幕的结论讲话中，却对上述方针作了另种解释，强调：“等候犯错误的同志觉悟”，“不是要把某些同志所犯的错误掩盖起来”，而是“必须揭露这些错误”。刘说：
“应该指出，在会议中有个别同志对自己所犯错误检讨的还是不够的，但是所有发言的同志都遵照毛泽东同志所建议的我们这次开会的方针，没有对这些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同志对这次全会方针的建议的目的，大家都是了解的，就是要等候犯错误的同志觉悟，而不是要把矛盾隐藏起来，不是要把某些同志所犯的错误掩盖起来。因此，犯了错误的同志应该懂得：错误是必须改正的。错误既然犯下来了，可不可以不改正呢？那是不可以的，是必须改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