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重读“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

“高饶事件”的影响与反思
徐书鸣：您曾指出，建国初，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也在于是否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然而，当毛泽东立场最重要的支持者高岗下台，刘少奇稳固地位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子却更强劲地迈了起来，这是为什么？
林蕴晖：我曾写过一篇《为什么没有一条刘少奇路线》的文章，从1951年互助合作开始，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刘少奇很快就跟上了毛泽东的步伐。对于他的这种转变有一种说法，是刘少奇屈从于毛泽东的压力。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最终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党内的共识，只不过对于当时是否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刘少奇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通过互相协作，联合起来，就可以提高生产力。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八十年代有人提出质疑，手工业可以简单协作，但农业不行。但是当时，大家却普遍接受了这个观点，薄一波说“毛主席把我们说服了”，刘少奇也接受了，这跟大家有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同目标有关。
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开始以后，11月份，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点。“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于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形式，用多少时间来改变这两种所有制，特别是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可以根据各国的客观条件来决定的。”所以，从根本上，为什么大家都服从于毛泽东的这个决策，因为大家的信仰是一致的，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一致的。这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理论误区，是毛、刘、周等一代领导人所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