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重读“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

然而，通过对比《杨尚昆日记》、《刘少奇年谱》和《毛泽东年谱》，我发现，从四中全会召开到2月28日毛泽东批复刘少奇转呈的周恩来的结论讲话，毛、刘之间没有任何来往，这就非常值得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从一个细节，可以剖析这个现象，1954年1月19日，高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去杭州见他，这封信是在《杨尚昆日记》里有所交代，我曾经在《毛泽东为什么缺席七届四中全会释疑》中引用了这个材料，但当时我没有完全看懂。怎么回事呢？杨尚昆的日记上写道，“19日，信送来，交刘(少奇)，刘约周(恩来)、陈(云)、小(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谈话”，然后下面写了四个方案，我没有意识到此处的信是高岗写给毛泽东的信，也没意识到四个方案是刘、周等人提出来的，而理解为毛泽东跟杨尚昆商量出来的方案。
《邓小平年谱》出版后，我恍然大悟，1月19日的信，是高岗写给毛泽东的信，杨尚昆把高岗写的信交给刘少奇，刘少奇召集会议讨论处理方案。那么，高岗要杨尚昆带给毛泽东的信为什么要交给刘少奇呢？很明显，1953年12月24日，已经确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层的权力结构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尚昆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一，杨尚昆要跟高岗划清界线；第二，刘少奇在京主持中央工作，高岗给毛泽东写信是大事，不向刘少奇报告，不符合组织原则，杨尚昆也要避嫌。
再一层是，杨尚昆把信交给刘少奇以后，刘少奇如果直接让他把信交给毛泽东也很麻烦，第一，把信交给毛泽东，如果毛泽东表了态，刘少奇主持四中全会，就失去了主动权；第二，把信交给毛泽东，他是让高岗来，还是不让高岗来？也很为难，处境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