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礼乐制度

在任何国家或社会，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只有法律制度得到全面贯彻实施，礼制、规章制度、组织纪律、良好的社会风俗习惯才能得到贯彻实施。如果这种顺序关系颠倒了，国家治理就不会有效率。如果用礼制、规章制度、组织纪律去代替法律，就更糟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是国家治理的牛鼻子。
 
第三，礼乐是一种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
乐是五声八音的总名称[41]。《吕氏春秋》认为音乐的来源很久远。音乐的萌芽与形成过程中烙下了深深的巫术印迹（郝建苍，2005；郑聪，2011）。同时，礼用音声(五声八音)皆出于“乐”（王晓俊，2013）。
制礼作乐，用乐配合礼来治理国家是由周公旦首倡。儒家发扬光大了这种传统。其他学派，诸如墨家、道家、法家等反对享乐，即主张“非乐”[42]。儒家重视乐的积极作用，并且认为喜欢音乐是人之常情[43]；属于“杂家”的《吕氏春秋》认为音乐不可废，“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44]在西周礼乐制度中，乐是服从礼的。同时，儒家把“德音”视为“乐”，认为乐通伦理[45]。西周时期雅乐的乐教制度得到一定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雅乐随着宗法制和封建制的衰败而名存实亡（余甲方，2014.p.24）。但孔子却在呼吁恢复西周的雅乐。《论语•卫灵公》：“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曾批评季氏（鲁国士大夫）使用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舞（64人跳的宫廷舞）（《论语•八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