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礼乐制度

考古发掘表明，中国的礼仪制度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初步形成（刘庆柱，2010.p.190）。西周建立后，周公旦制礼作乐。《尚书》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从大的方面讲，所谓“礼”，包括礼制、礼仪和礼记。周代礼制完整地讲应称之为礼乐制度。礼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3]；乐制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礼讲等级，乐讲平等[4]。礼仪是礼节、礼貌、仪态和仪式的统称，是人们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礼记是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是人们学习礼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到西周时期，“五礼”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周礼·春官·太宗伯》将“五礼”明确界定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以后历朝历代在相袭沿用的同时,又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
《新唐书》指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5]
   唐初沿袭隋礼。唐太宗执政后，令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制订《贞观礼》（138篇），其中包括《吉礼》（61篇）、《宾礼》（4篇）、《军礼》（20篇）、《嘉礼》（42篇）、《凶礼》（11篇）。以后唐政府对礼制进行了修改，先后出现过《显庆礼》、《大唐开元礼》和有关官员修订的《郊祀录》、《礼阁新仪》、《曲台新礼》、《续曲台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