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礼乐制度

实际上，传统“道教”（周公至孟子的道学）被后世的国家制度所传承。唐代的礼乐制度贯彻着这些原则。唐初仍然沿用古代的“二舞”（周文王、武王之乐制）、登歌（升堂奏歌），房中乐等乐制，并在隋乐的基础上有创新发展，但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北宋的沈括指出：“外国之声，前世自别于四夷乐。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沈括，2016.p.78）
礼乐是一种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表1-2  ）。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贵贱。上下协调就会相互亲近,贵贱区别就会相互尊重。唐太宗认为，人和则乐和，“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因而，“唐为国而作乐之制尤简”[46]。同时，由于唐代引礼入法，礼也简单了，礼乐制度建设并没有像欧阳修、宋祁所说的那样：“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47]

第四，唐代五礼制度是后世礼乐制度的圭臬。
杜佑撰《通典》说：“尧舜之时，五礼咸备”[48]。到西周时，五礼制度比较成熟，主要运用于贵族和国族。但对社会的俗文化、对庶人或野人也有很大的影响。
夏商周三代以下，随着时代的发展，五礼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代的五礼制度主要是皇室和国家层面的，并没有要求民间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