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余英時先生专栏 | 余英时：美国哈佛大学时期回忆录

我和帕森斯並無個人問的交往，但有一趣事可以記下來，以博讀者一笑一九七三年秋季，我從哈佛請假回到新亞，負責行政事務，以落實當年回母校服務兩年的承諾不記得是一九七三年秋季或七四年春季，帕森斯到円本講學，順道來香港一遊，新亞社會學系同仁當時金耀基兄在內）請他來做一次講演。他聽說新亞校長是哈佛的告假教授，表示願意一見此事突如其來，我是在十分詫異的情形下接待他的。我們的短暫交談當然很愉快。我很好奇地問他：是不是香港社會學界特別請他來香港的？他說不是，而是他自己在曰本臨時請旅行社代他安排訪港的，到了以後才通知了一兩位相識的同行我又補問一句：你下飛機後有熟人迎接嗎？他笑著說，只有兩家服裝店代表歡迎我，要為我特製西服。我聽了也不禁大笑。
布林頓的「歐洲近代思想史」
我選布林頓的歐洲近代思想史，主要是因為讀了他在一九五〇年出版的-部名書：《觀念與人》請擅，此書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是那個時期一部暢銷書。在這部書中，他特別提出社會上層有系統的「正式思想」，如西方的「哲學」或中國的「經學」、「子學」"與流行在社會下層的「民間思想」的區別和關係。他指出，向來思想史研究偏重在「正式思想」的範圍之內，「民間思想」則未受到同樣的重視，也許因為後者寓於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之中，有時甚至和人的行動難以截然分開。但他強調：思想史家(按：他用的是「intellectual historian」)的全面任務是把從抽象哲學概念到人的具體行動集合起來，使之構成一「可以理解的整體」。因此就工作的性質而言，他在一端是處理玄思的哲學史家，而在另一端則是一個社會史家，要從人的日常生活中探索其思想的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