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余英時先生专栏 | 余英时：美国哈佛大学时期回忆录

（班上有印度、日本、中國、中東等地的留學生。）我便曾被他指定對中國儒家、道家略作介紹。此課對我當然是一種很有益的訓練，但我也同時感到自己的背景知識遠遠不足。我既不通希臘文和拉丁文，又在西方古史和經典常識等方面和美國研究生相差很多。所以從頭到尾，我都處於巨大壓力之下。不過我在此課中也得到一個有趣的經驗，至今不忘。佛氏要求學生寫一篇期中論文，以代替期中考試，但說明這只是擇一題旨陳述己見的報告，並非研究性論文，因此不必詳引經典文本並加腳註。我當時正在讀柏拉圖的《共和國》，發生了一個疑問：這一關於政治社會秩序的理想究竟是柏拉圖獨自創造出來的呢？還是前有所承，早已潛存在希臘傳統之中呢？我查了幾種有關《共和國》的流行論著，但都找不到清楚的解答。在思考過程中，我忽生一念，何不用中國考證學中探源溯流的方法在希臘相關經典文本中試加追尋一番呢？
因此在《共和國》以外，我又遍檢了柏拉圖的《政治家》和《法律》以及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和《倫理學》；並且參考了修昔底德的史著《伯羅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戰爭》。最後我寫成了一篇五、六頁的短文，報告探索所得，發現《共和國》的構想確有源頭可尋。由於佛氏交代學生不必註釋，我在文中僅引述經典文本，未詳列篇章與頁數。想不到一星期之後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親筆短信，要我將論文中所引經典文本註明篇章，供他參考。這實在出我意外，但我也很高興他居然肯定我的考證有可取之處，對於他這樣的專家尚不無參考價值。事隔六十年，我的記憶仍大致清楚，可見當時感受之深，可惜他的手書和我的原稿已在一再搬遷中遺失無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