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余英時先生专栏 | 余英时：美国哈佛大学时期回忆录

他說：我最好少修一門歐洲史，代之以日文，因為遠東語文系的日文是一門所謂「高強度課」，由系主任賴世和（一九六一~一九六六任美國駐日大使）親授，每星期五堂，非全力以赴不可。我改學日文的事便這樣決定了下來。當年〈一九五七）嚴耕望先生恰好是哈燕社的訪問學人，他遍檢漢和圖書館藏書之後，發現其中有無數日文書刊是研究唐史所必須參閱的。他聽我說遠東系設有日文課程，便毫不遲疑地和我一齊選讀了賴世和的課，不過他不需考試，比我輕鬆多了。
大約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我作為博士研究生所選修的課程，包括「講演課」和「研討課」，已滿足了學校的要求。緊接著而來的便是和三門專科的導師分別商討，怎樣準備博士口試，這是整個博士計畫的最大關门。這一準備基本上是通過「閱讀課」方式與導師定時溝通，每週或每兩週聚會一次。研究生從聚會中逐漸建力：起自己的問題重心和閱讀範圍。
我的三位導師是楊先生、費正清和基爾莫。不巧的是楊先生——我的主修科導師——適在一九五八年尾發生了嚴重的精神焦慮症，需要相當長時間的治療和休養，所以「閱讀課」只能從兩門副修科開始。中國近代史一科進行得很順利，可以不談，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是我基礎最薄弱的一科，這裡應該略作記述。
追隨基爾莫讀「文藝復興」
讓我先從導師基爾莫說起。他是美國中年一輩中最傑出的歐洲早期近代史家之一。一九五二年他應哈佛近代史權威蘭格之邀，為著名的《近代歐洲的興起》叢書系列寫了一部《人文主義的世界》，其實便是文藝復興最重要階段的歷史。他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視，是因為他早已發表了不少專題論文，對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研究開拓了新視野。前面提到，我在第一年訪問哈佛時，已和王德昭先生聽過他的講演課。但是我當時只是旁聽，並未讀畢指定參考書，所得不過是一個大概而已。等我第二年轉為博士生以後，他先是休假，接著又擔任了歷史系系主任之職（一九五七~一九六二），沒有再開過上述的講演課了。但我在第三學年也修過一門文藝復興史的講演課，主講人是訪問教授紀柏特。紀氏原籍義大利，四十年代移民美國，當時在賓州布林冒學院任教。但他不僅是最有貢獻的文藝復興專家之一，而且也被公認為具有通識的史學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