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余英時先生专栏 | 余英时：美国哈佛大学时期回忆录

從上面的記述，第一學期可以說是我最為緊張的一段時間。這主要是由於我將歷史系的指南做了百分之白的字面理解，而沒有事先多向有經驗的學長請教，甚至也沒問問指導教授。事實上，研究生第一學年不修「研討課」是很平常的事，而三門講演課中也可以用不需考試的「閱讀課」取代其一；如此始可得從容不迫的樂趣。
「日文專修」
但是我的博士計畫在第二學年（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做了一次基本調整，其中最主要的變動是用日文專修代替了一門歐洲史。所以最後定案是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和日本語文。這一計畫同時獲得歷史系和遠東語文系的接受；以下兩三年我的研讀和寫作便集中在這一範圍之內。
我之所以有此變動，主要是受了楊先生的影響。第一年下學期我選修了他的「中國制度史」一課；這是他教學和研究重點所在，所以他的第一部論文集便是《中國制度史研究集》。他講授此課，用自編《中國史綱領》為教本，其中不但包括了分門別類的題旨，而且在每一門類中都列舉了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始史料和現代論著。原始史料是我素所熟悉的，但現代論著卻是我的空白點，前面回憶向楊先生請教關於東漢士族一文時，已經提到。現在正式修課，我才有系統而且較全面地吸收西方和日本的漢學成績。楊先生在《綱領》中當然無法多舉漢學論著，但在講論時則擇其佳者加以評介，並特別重視最新的創獲。一學期下來，我發現日本關於中國史各方面的研究不僅深入而且數量之多遠出想像之外。我感到日文閱讀或許是我的專業所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為此我曾特意請示楊先生，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