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余英時先生专栏 | 余英时：美国哈佛大学时期回忆录

昔曰傾心服費邊，只緣時論太畸偏。一年默化門墙外，始悟楊朱洞躅先。（《選集》頁一四）。
詩中借「楊朱為我」〔即個人自由）表達歸宗於自由經濟之意。他的自由主義從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我們在談話中曾涉及《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灣的作用，他雖不寫時論，但他的同情顯然是在《自由中國》一邊。我最初曾有過一個疑慮：萬一他是一位封閉型的國民黨人或基本上認同於國民黨的（此處刪節），則我將何以與之相處？但這餐飯吃下來，我的疑慮已煙消雲散了。
第四、作為一位專業學人，慕寰具有很多令人肅然起敬的美德。限於篇幅，這裡只提三點：首先是他對真理的追求。他畢生研究經濟，特重理論，不斷深入，精益求精，完全體現了西方所謂「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其次，他並不僅僅為個人的成就而努力。眼見經濟學在台灣的落後狀態，他不惜花費極大的功夫培養下一代的人才。因此在中研院經濟研究所，「他決定親自訓練，奠定初級研究人員的經濟理論基礎及分析經濟資料所用的工具。」（見于宗先為《詩詞選集》所寫〈序一〉，頁七）一九六三年宋史名家劉子健先生適在台北，曾偶然旁聽過慕寰的課。他後來告訴我：慕寰指導學員讀書，一字一句都不放過，必使他們透澈理解而後已。劉先生說，他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慕寰在此又繼承了「誨人不倦」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儒家傳統。最後，慕寰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有直接和間接的貢獻。
前者包括編製國民所得及參與賦稅改革等等，後者則主要通過政策建言的方式；二者都收到了相當的實效。可見他仍然擁抱中國「士」的「學以致」的基本價值。但他緊守經濟學家的專業立場，並不因為求「用」之故而踏進權與利的世界：他終生和仕途與商界無緣。對於他這些美德，我雖自知望塵莫及，然而確是「心嚮往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