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余英時先生专栏 | 余英时：美国哈佛大学时期回忆录

（現收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
懷特此課對我此後的學術取向影響相當大；七〇年代初我以章學誠與戴震為中心而展開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便是從這裡開端的。不僅此也，即以個人關係而言，我和懷特教授也頗為有緣。我一九八七年移講普林斯頓大學，發現他已在一九七〇年從哈佛轉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因此我有機會多次和他聚餐和談論。我們聚談常有普大漢學友人如裴德生、艾爾曼等參加，甚為歡暢。記得懷特有一次笑著對我們說：他完全不懂中文，卻想不到由於我聽過他的課，竟結交了許多漢學家朋友，而且對於中阈文化和思想也越來越感興趣了。懷特先生生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卒於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円，以中阈算法，他足足活了一百年在現代美國哲學史上，他的成就無論就哲學的分析或實驗主義的推陳出新而言，都具有高度的突破性他之所以實過於名，誠如羅特所感慨的，是由於受到哲學界的忽視。
這是有欠公平的。
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
我選的第三門課是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史，由政治學系名家佛烈德里治講授。佛氏原籍德國，對政治哲學和制度各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著作多不勝舉。當時他對極權體制和民主憲政之間的差異，分辨得最為到家，影響極大。我之所以選此課，主要是因為我在香港時期已開始探討民主與極權的分野，並寫了一些相關的文字。但那時我深感對西方政治思想史缺乏系統性的認識，因為沒有受過嚴格訓練，而新亞書院也未設政治學系。當時我遇到困難時，除了請先父指點之外，別無可以請教的人，現在竟有佛氏這樣的大名家，可以供我選擇，自然不肯放過天賜良機。佛氏此課包括講授、討論班、讀原始經典、寫期中論文等等，正合乎我培養基本功的需要。佛氏在每週一次的討論班中不但要求學生將他的講詞和經典文本結合起來討論，而且鼓勵外國學生將西方的政治觀念和他們自己本土的思想試作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