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余英時先生专栏 | 余英时：美国哈佛大学时期回忆录

至今我還記得兩件事：第第一、一九五八年心理學家艾理克遜出版了一部關於馬丁路德青年時代的專著，從心理分析角度研究他的「生命史」，對於宗教改革的起源提出了極為新穎的觀察。我便是在「閱讀」班從其他研究生的討論中得知此書及其在史學上的原創性，對我後來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很有啟發作用。第二、基爾莫研究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莫斯極為深入，是公認的權威學人。他有一篇名文，探討伊氏如何通過「博學」化。）以重建基督教的「信仰」，我讀後大為激動，因為這和清代學者有關「訓詁」與「義理」的論辯如出一轍，為我打開了中、西思想史互相比觀的大門。
總之，對於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這門副修科，我當年確實很認真地學習過，而且也受益不少，但我在博士口試中卻表現得不盡人意。我平時最用心準備的領域，基爾莫完全沒有觸及，而他提出的有些具體問題我只能說個大概，無法盡其底蘊。口試雖然通過了，我卻不免有一點失落感。
博士論文
最後，讓我簡單交代一下我的博士論文——《東漢生死觀》。一九五九年我為錢先生祝壽而撰寫的〈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文長十萬言。與以前論東漢士族一文不同，我收集並參考了無數相關的現代論著，包括中、日、英、法各國作者在內。初稿寫成後，我曾請楊先生審閲一遍，有所指正。他大體上很贊成我的論旨，並同意我將來以此文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按：楊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的《日記》中也有「此文一郎分又作文」的記载。所謂「論文」即指博士論文而言，）但後來正式構思論文時，我的想法改變了。首先是我覺得用英文重新建構已刊的中文專論，缺少新鮮感和思想上的刺激；我寧願多費些功夫，另起爐灶。其次，一九五六年以來，我因受到布林頓等人討論「正式思想」與「民間思想」的影響，很想從這一角度作一次新嘗試。所謂「正式思想」是指文化精英（如古希臘哲學家和中國先秦諸子）發展出來的系統性學術或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