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余英時先生专栏 | 余英时：美国哈佛大学时期回忆录

所謂「民間思想」則指一般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意識。研究「民間思想」的最大困難在於史料缺乏而且散在各處。恰好一九六〇年王明的《太平經合校》出版了，其中包涵丫不少束漢晚期的民間思想。（斷代問題已有專家多人考證了出來）。而且在這一段時期，大陸和日本學者也發表了不少有關《太平經》的研究論文。因此我想以《太平經》為線索，結合其他相關資料，建構出東漢「民間思想」的輪廓，再進而探究它和當時「正式思想」的交涉。我的原始構想是選出一些文化精英和-般人民都關注的共同觀念，然後在傳世經典和民間記載兩大類的文獻中詳加捜尋，以期發現其間的互動與異同。「生」與「死」顯然便屬於這一類的共同觀念。我最初提出「生」與「死」只是作為第一章的論題，接下去還有別的共同觀念，可以繼續分章析論。我把這一新構想向楊先生陳述之後，他承認這不失為一個推陳出新的設計，但要我先將第一章寫出來，作為一種嘗試，如果不成功則別作計較。
不料這「生」與「死」的一對觀念竟複雜萬分，牽涉方面之廣完全出於意想之外。寫到一半左右，楊先生檢閱了初稿，叫我即以第一章擴大為論文整體，不必再延伸至其他觀念。這樣一來，《東漢生死觀》便正式成為我的博士論文了。我作此說明是為了澄清一個誤解，認為我的論文是關於《太平經》的研究。
我的論文導師是楊先生，但此外還有兩位審讀人，即費正清和史華慈教授，楊先生對論文的內內外外都很清楚，自不在話下。費、史兩位教授通讀一遍，也無異辭。一九六二年一月初，他們三人開審查會之後，費正清以博上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宣稱論文不需作任何重大修改，於是我的學位計畫便完成了。